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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宠的作伪与伪作

发布时间:2019-06-06 17:00:07  来源:收藏之家    采编:老藏  背景:

王宠的作伪与伪作

薛龙春(《中国书画》2007/10 )

王宠(1494-1533),字履仁,后更字履吉,吴县人。虽四十而卒,但其书法得到时人与后人的尊崇。祝允明期盼自己去世之后,王宠能够“狎主齐盟”。[1]他的学生朱曰藩在他一件作品之后题道:“国朝书家谱系支山之后,其在伊人。[2]明正德、嘉靖间崛起的吴门书派,王宠乃代表人物之一,与祝允明(1461-1527)、文徵明(1470-1559)、陈淳(1483-1544)并称四家。[3]

王宠生前虽不售而贫,但死后名满天下,金俊明(1602-1675)称其“遗迹珍重过于文、祝,人争购之”, [4] 陈懿典诗有“太原片札千金倾”之句,[5] 但雅宜书赝本极多,张凤翼(1527-1613)称其“赝书盈市”,千金难求真迹。[6] 而由于王宠书法手祝允明影响至大,面貌与祝允明颇有相似之处,人们又常常将王宠视为祝允明书法的作伪人之一。这使得对于王宠传世作品真伪的判断变得异常复杂。

本文对于王宠的作伪和他的伪作进行了力所能及的研究,认为他并不具有伪作祝书的可能,而人们常常将之作为王宠典型风格的小楷恰恰并不可靠。

一 王宠的作伪

刘九庵先生是笔者十分敬重的鉴定大家,他于祝允明、王宠的书迹素有研究。所作《祝允明草书自诗与伪书辨析》一文引故宫博物院藏文嘉(1501-1583)致其门下士浮玉一通信札云:

枝山文乃区区求送酉室者,真迹写得极精,至今为酉室宝藏。此纸乃雅宜手摹,非元宾也。《五忆歌》乃吴祈甫所书,写得亦好,近人不能为此。

他认为“从这简短的几行信札中,明确指出的王宠和吴祈甫都曾临摹过伪作祝氏的书迹”,并由此推论王宠乃祝允明伪作的作伪人之一。[7] 刘先生还举例上海博物馆藏祝允明书《曹子建诗册》,即王宠所临,“其不求形似于祝氏笔法”。[8] 在《王宠书法作品辨伪》一文中,刘先生又引另外两条材料,进一步判定《曹子建诗册》为王宠所临仿:

王宠跋祝允明草书《古诗十九首》:“祝京兆书落笔辄好,此卷尤为精绝,翩翩然与大令抗衡矣。宠从休承处持归,临摹数过,留案上三阅月,几欲夺之,以义自止。休承再勿假人哉。”[9]

文伯仁《石湖草堂图》款识:“雅宜先生书法特妙,尝临祝枝山所书《送杨侯入觐序》,以俾元宾,元宾入京携以自随,闲属余补写小图,盖当时石湖草堂故事也。”[10]

可知王宠又曾经临过祝允明所书《古诗十九首》与《送杨侯入觐序》。但王宠究竟是“有意作伪”,还是“漫作临写”,刘先生觉得未可遽定。[11]肖燕翼先生《祝允明书法伪作的再发现》一文则完全肯定了刘先生的观点。[12]

明正德、嘉靖间的苏州,商业发达,人们亦热衷书画收藏,大量伪作亦应运而生。[13]如王稚登(1535-1612)记文徵明晚岁德尊行成,海内钦慕,“缣素盈尺,喧溢里门,寸图才出,千临百摹,家藏市售,真赝纵横。”[14] 安世凤(万历癸丑进士)也指出:“希哲翁(祝允明)书遍天下,而赝书亦遍天下。”[15] 然刘先生所引数条材料,无论是他人议论,还是王宠自述,都明确称“摹”、“临摹”、“临”,而不是作伪,甚至不是仿作。仿作或是伪作的目的在于惑人、射利,揆诸王宠之品行、生活状态以及与祝允明之感情,笔者以为,王宠有意作伪的可能性极小。换言之,他并不具备伪造祝允明书法的动机。

名誉一直被王宠视为性命,在公众表现中,王宠善为雅言,不及猥鄙,[16] 且不以所学尚人,故人乐亲附之。在他逝后,顾璘(1476-1545)怀念这位故友时说:“清夷廉旷,与物无竞,人拟之黄叔度。尊官宿儒忘年友善,罔不乐其温醇。”[17] 而刘凤(1517-1600)的一则记载,足见其在利与义之间的断然抉择:“胡守缵宗尤所爱重。人有请宠者,千金欲得其一言,适又当偿进,无以藉,宠竟不顾,麾之。父尤焉。跽谢曰:‘人所为重宠者,能修耳。使自污伤,不乃见轻而又因利之耶?'”[18] 即使千金在前,加之父亲的怂恿,但要让他做于名节有亏的事,也是绝对办不到的。

王宠一生都很贫困,正德间他从学蔡羽于包山精舍,卒业后筑室石湖越溪之上,以躬耕自给,非岁时省亲不数数入城。由于屡应科举,他耗费了大量的钱赀,所以经常向朋友借债度日,从他与长兄的家书可知,他常常向袁褒(1499-1577)、陈子鱼、缪承祥等友人借贷银两。[19] 嘉靖七年戊子(1528),他又一次向袁褒借银,并立券为证,由文彭(1497-1573)作中人。券文有云:“借到袁与之白银五十两。按月起利二分,期至十二月,一并纳还,不致有负。恐后无凭,书此为证。” [20] 这件借银券后代递藏,归昌世(1573-1645)、赵宧光(1559-1625)、朱筠(1729—1781)、翁方纲(1733-1818)、钱大昕(1728-1804)等人都曾赋诗题品,传为佳话。倘若可以仿造祝允明之书射利,王宠无论如何不会沦落到这样的地步。

祝允明是吴门前辈中对王宠影响最大、同时也是王宠自认为“知爱最深”者。 [21]祝氏尝作《怀知诗》十九首,怀已故及健在友人十八人,其中独怀王宠二首。 [22]祝允明去世后,王宠为撰行状,并为书墓志铭。同为嗜书者,王宠对祝允明这位长辈崇拜有加,以为其下笔无所不佳。他不仅曾直接临摹祝允明的书作,且其对晋、唐、北宋的广泛取法亦来自祝氏熏陶。王世贞(1526—1590)曾说:“京兆楷法自元常、二王、永师、秘监、率更、河南、吴兴,行草则大令、永师、河南、狂素、颠旭、北海、眉山、豫章、襄阳,靡不临写工绝,晚节变化出入,不可端倪”,可知祝允明遍友历代,而归宿晋、唐。王宠的取径正是藉允明书法而上攀晋、唐。

《明史》本传记祝允明“恶礼法士,亦不问生产。有所入,辄召客豪饮,费尽乃已。或分与持去,不留一钱。晚益困,每出,追呼索逋者相随于后,允明益自喜”,[23]尽管祝氏“墨客填门,购之厚直”, [24]但他并不贪吝,而是一派名士风度。王宠与之交善,必不至伪作祝书以敛财。

与祝允明一样,王宠在书法上有着自树立的精神,虽然他有临摹祝书的经历,但其目的并非亦步亦趋,更非以优孟混于孙叔敖,而是著意于个人面目的锻造,在他去世之前,还常常以指画肚,因为“祝京兆许我书狎主齐盟,即死,何以见此老地下”。[25] 以王宠对书法之用心,他所追求的乃是后世的传播,绝非眼前的蝇头细利。

刘九庵先生指《曹子建诗册》为王宠仿本,理由是是作“无祝氏草书豪纵之气,而具遒婉洒落之态”。但事实上,祝允明并非只有豪纵一种风格,张凤翼《跋祝枝山书》有云:“祝京兆作书多似曼倩,高自许可,意在惊人,故每出入晋唐宋间,未免弄一车兵器。然亦投之所向,无不如意。” [26]这就说明祝氏面貌众多,但无不心手相应。事实上,祝氏传世作品既有豪纵恣肆的一面,也有端谨详雅、妩媚流丽的一面。以豪纵代表祝允明的全部,窃以为不无以偏概全之嫌。

《曹子建诗册》虽无系年,但与祝允明正德丁丑(1517)年四月一日所书《琴赋》用笔运意颇为相近,且款识章草亦祝氏所习书。[27]《琴赋》拖尾有吴宽跋一则,对于祝氏“笔下尽古人之致”羡慕不已,但自己年老而笔法已定,只能兴望洋之叹。祝允明在识语中谈到此时对唐人李怀琳的取法,他说:“嵇叔夜作《琴赋》,可谓能尽其至者也。李怀琳仿叔夜《绝交书》,甚善,余书此赋少假怀琳腕下布置,虚拟古人用意所在。怀琳为唐时书法宗匠,其立意自不虚也。”【图1】《绝交书》,唐人就下了断语,是一件伪迹,而且俗态尤多, [28]但祝允明却将李怀琳称为“书法宗匠”。

王宠的作伪与伪作

王宠行草之所以与祝允明比较接近,是因为他不仅临摹祝允明,而且与祝氏一样,也取法李怀琳。王世懋(1536-1588)曾洞察李怀琳与祝、王二人书法之关系:

吴人绝重李怀琳书,希哲书十九首古诗及王履吉晚年草法,皆从此出。祝书尤得其丰神;王草“欲”字、“强”字、“穷”字等规仿,不易一笔,他古帖所无也。世人不睹怀琳书,安知二先生书法之自哉?文氏《停云馆帖》虽刻此书,而笔意失真,后得此册,真宋搨本之精者,二先生心印始见矣。[29]

因为王宠学习祝允明的书法,且二人皆学李怀琳,因此,王宠早岁(1518年以前)书风与祝允明此一时期的作品风格最为接近,[30]【图2】这也许是我们怀疑《曹子建诗册》为王宠伪作或临作的主要原因。[31]

王宠的作伪与伪作

但是经过仔细比勘,我们又会发现很多不似之处:1,王宠早期作品字形纵长,此作则体势略扁;2,王宠很少多字连绵,此作则较多牵丝引带;3,王宠取势较为单一,整体上重心偏右,而此作体势变化多端,莫可名状;4,王宠点画简净,运行过程中较少提按,此作则大幅度提按很多,如“华”、“仰”、“当”、“何”、“云”等字;5,此作“行”、“不”、“求”、“山”、“穷”、“声”等字的草写与王宠习惯写法不类,而接近祝氏之典型特征。

通过对王宠作伪动机的排除,与《曹子建诗册》和王宠行草书之比较,笔者以为,将《曹子建诗册》当作王宠的仿本或是临本的说法证据不足。王宠更不能遽定为祝书的作伪人之一。 [32]

二、王宠的伪作

关于王宠书迹的研究,刘九庵先生有专文《王宠书法作品辨伪》详加讨论。他举了两件伪作的例子,一为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《临帖册》,一为吉林省博物馆所藏草书《游包山诗卷》,其主要依据乃是风格判断,如他认为《临帖册》圆熟而有俗态,10个月之间所临诸帖既看不出明显的时间差别,也看不出临写诸家书法的变化;而且伪书大多是临帖、抄录古诗文,内容多得类于抄书。[1]在文末刘先生还列出了《王宠书法真迹作品要录》与《王宠书法作品中的伪作要录》。这对笔者的进一步研究有不少启发。

然而,刘先生以“抄书”为据否定王宠书作的真实性实考虑未周。王宠是苏州重要的藏书家,叶昌炽(1849-1931)尝见滂喜斋藏宋刻《云斋广录》,有“王履吉印”、“铁砚斋”二朱记。“又宋刻《东观余论》,元本扬子《法言》,并有古吴王氏、王履吉印,与竺坞、玉兰堂、翠竹斋、梅溪精舍、五峰樵客、文氏诸印,杂厕不分。当是雅宜遗书,身后尽归竺坞。”[2]在王宠与长兄的书信中,多次谈到购书之事。[3]藏书家买不到书时只有抄书。文徵明《王履吉墓志铭》有云:“君资性颖异,将以勤诚,于书无所不窥,而尤详于群经,手写经书皆一再过。”[4]金俊明跋王宠《高唐赋、游天台山赋》亦云:“雅宜先生独喜临池,尤邃于经学,于书无所不窥,经史子集,手录殆遍。予曾见所书《史记》《离骚》及《壁经讲义》。”[5]《平生壮观》、《王氏法书苑》尝著录王宠所书《文选》全部、《诗经》全部、《乐志论》、《闵己赋》、《尚书》全部、《进学解》等。叶昌炽庚辰(1880)五月廿八日的日记记载其所见王宠自注《易经》稿本,[6]而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《庄子内篇》、藏于上海图书馆的《圣宋名贤四六丛珠》就是王宠家的抄本。可见,抄书(包括抄书赠送友人)于王宠并非是不可能之事。仅根据文字多寡,似不能决定书迹之可靠与否。

笔者目前所搜集到系于王宠名下的传世作品160余件,其中有纪年和可以确定纪年的超过100件。但中间有一部分伪作,以楷书为多,[7]因此本文的讨论也集中于楷书,而关于行草伪作的讨论以俟他日。

(一)可靠的王宠传世小楷作品

王宠较为可靠的传世小楷作品一部分是没有异议的墓志铭、抄本、诗稿、刻本,一部分是他人绘画或书法作品上的题诗与题跋,这些作品大多流传有绪,笔者编撰《中国书法全集-王宠陈淳卷》时曾做过部分考释:

1、《文徵明听泉图题诗》,正德己卯(1519,文款),台北故宫博物院藏。

2、《赠别家兄履约七首》,正德己卯(1519)十一月廿七日,上海博物馆藏。

3、《祝允明楷书东坡记游观款一行》,嘉靖辛巳(1521)八月廿又二日,辽宁省博物馆藏。

4、《林翁蔡尊师衡山文丈偕计北征,轺车齐发,敬呈四首》,嘉靖癸未(1523)二月十四日,台北故宫博物院藏。【图3】

王宠的作伪与伪作

5、《太学生吴君墓志铭》,嘉靖癸未(1523),故宫博物院藏。(刘文已及)

6、《辛巳书事诗七首》,嘉靖甲申(1524)五月二十三日,台北故宫博物院藏。

7、《陈淳合欢葵题诗》,嘉靖甲申(1524)中秋(王守款),北京故宫博物院藏。

8、《秦汉文序》,嘉靖甲申(1524)冬十二月一日,刻本。[8]

9、《文嘉〈石湖小景图〉题诗》,嘉靖乙酉(1525)五月,故宫博物院藏。

10、《琴操十首》,嘉靖乙酉(1525)十月朔,现藏日本。【图4】

王宠的作伪与伪作

11、《文徵明石湖闲泛图题诗》,嘉靖乙酉(1525),上海博物馆藏。

12、《祝允明古诗十九首卷题跋》,嘉靖丙戌(1526),刻本。[9]

13、《送陈子龄会试三首》,嘉靖丙戌(1526)左右,北京故宫博物院藏。(刘文已及)

14、《五柳先生传款识三行》,嘉靖丁亥(1527)四月望日,美国藏。

15、《寿方斋袁君序》,嘉靖丁亥二月(1527),北京故宫博物院藏。(刘文已及)

16、《摹东方朔画赞》,嘉靖丁亥(1527)二月二十七日,台北故宫博物院藏。(刘文已及)

17、《后赤壁赋》(与仇英《后赤壁赋图》合卷),嘉靖戊子(1528)夏四月十二日,上海博物馆藏。

18、《圣宋名贤四六丛珠》(与子王子阳,女王埰等合抄),嘉靖壬辰(1532)嘉平月(跋),上海图书馆藏。[10]【图5】

王宠的作伪与伪作

19、《临曹娥碑》,嘉靖癸巳(1533)三月七日,铃木敬编《中国绘画总合图录》一。

20、《文徵明绿阴草堂图题诗》,台北故宫博物院藏。【图6】

王宠的作伪与伪作

21、王冕《墨梅图》题诗,上海博物馆藏。【图7】

王宠的作伪与伪作

22、《文徵明绘画题诗》,北京故宫博物院藏。

23、《仇英松阁远眺图题诗》,上海博物馆藏。

24、《吴伟铁笛图跋》,上海博物馆藏。

25、《乐志论》(与《楞伽精舍同宿东桥顾丈赠歌》等合卷),上海博物馆藏。

26、《庄子内篇》,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。[11]

27、王宠《春山图》题诗,苏州博物馆藏。【图8】

王宠的作伪与伪作

28、《为海滨先生书五言诗扇》,北京匡时拍卖会2007年春拍。【图9】

王宠的作伪与伪作

王宠小楷出诸钟繇、二王、虞世南,与祝允明在取法与面貌上都较为接近。虞世南楷书与王献之一脉相承,在唐人的眼中,他比欧阳询显得更为含蓄,所谓“君子藏器,以虞为优”。藉助虞世南,王宠在小楷中更强调了含蓄的意致。而钟繇小楷中竖画写成近似于撇画,也为王宠所吸取。

他的小楷大约可以正德十四年(1519)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,前此的小楷书与行草书的取势相似,字形亦纵长并向左倾斜,用笔起止显得硬拙,如《文徵明听泉图题诗》《赠别家兄履约七首》等。其后期的楷书代表作如《林翁蔡尊师衡山文丈偕计北征,轺车齐发,敬呈四首》《太学生吴君墓志铭》《辛巳书事诗七首》《琴操十首》《送陈子龄会试三首》《赤壁后赋》等,较前期显得老练,结构扁阔者居多,时有错位,略有不稳定之感,点画起止亦常隐其锋芒。这与他的行草同调:因不稳而生古拙,因少锋芒而得含蓄。无怪王世贞评价其个人风格时说“以拙取巧”。[12]如现藏于日本的《琴操十首》,书于嘉靖乙酉(1525),是一件典型的以拙取巧的作品,王世贞他在《三吴楷法十册》跋中认为《琴操》“兼正行体,意态古雅,风韵遒逸,所谓大巧若拙,书家之上乘也”。与《林翁蔡尊师衡山文丈偕计北征敬呈四首》《辛巳书事诗七首》相比,《琴操》结构更为松散,不以整饬精准为鹄的,行气的调节多赖结构长短正侧之变化,时有出人意表的拗笔相杂其间,若不擅小楷者所为,与赵孟頫、文徵明万无一失的精确营构别一意趣。是册楷字当中羼杂了不少草书,如“我”、“得”、“龟”、“强”、“声”、“履”、“霜”、“成”、“当”等字,概为草书楷写,以较缓慢的书写速度运笔。很显然,他受到刻帖中王献之楷草相杂的启发,但是草字的掺入并不为了改变篇章的动态节奏,而是在布局上起潜在的调节作用。

除了古拙、含蓄、松散的风格特点之外,王宠小楷还有两个书写习惯值得注意:

1、王宠小楷基本采用有列无行的章法,即使是书写墓志铭也是如此。这与文徵明、祝允明的整饬作风迥然不同。这一章法特点来源于晋人小楷(如《玉版十三行》)。

2、吴门书家如祝允明常书写古体字,王宠较之更甚。如《林翁蔡尊师衡山文丈偕计北征,轺车齐发,敬呈四首》中的“首”、“南”、“射”、“榜”、“皇”、“草”、“插”、“装”、“报”、“明”、“遗”、“年”等字,《太学生吴君墓志铭》中的“欢”、“儒”、“祖”、“撰”等字,《辛巳书事诗七首》中的“隐”、“垂”、“低”、“插”、“虎”等字,皆为篆书楷写。[13]明末书家喜写古体字的风气,或即滥觞于斯。

(二)可以确定的王宠小楷伪作

1《五忆歌-黄庭经册》,上海朵云轩藏。【图10】

《五忆歌》款识为:雅宜山人王宠书于石湖草堂。《黄庭经册》款识为:甲午三月上巳,雅宜子王宠临于石湖精舍。按,王宠于前一年已去世,二册用笔结字殆出一人之手,许多学者已经指出这是一件伪作。[14]

王宠的作伪与伪作

2《抄录信札及五忆歌》(与祝允明书法合装),上海博物馆藏。[15]

是作小楷书《答汤子重书》《答陆之裘书》《与王宪斋》《与陆北沙》《与衡山先生》《与朱东溪》《与丰南隅》《与陆五台》七札,款识曰:“余自书稿诗文,稽之箧笥,未暇重整,今子重兄检出数种,属余小楷勒之石。避暑石湖草堂,漫书勉而应命,自愧不工。昔王荆公尝选唐诗,谓费日力可惜,余之为此,岂特可惜而已哉?嘉靖庚寅三月廿又二日,王宠识。” 按,所书七札其二为《答陆之裘书》。陆之裘,字象孙,号南门,太仓人。容孙,伸子,之箕弟。正德间贡生,官景宁教谕。嘉靖十一年壬辰(1532),陆之裘函慰王宠乡试受挫,宠答书辩论[16],即此卷中的《答陆之裘书》。1532年信札,而1530年书,必伪无疑。

3 文徵明《惠山茶会图》王宠题诗,北京故宫博物院藏。

顾文彬《过云楼书画记》画类卷四著录,文画无款,钤“文徵明印”、“悟言室印”。卷后有蔡羽《惠山茶会序》。款识为正德十三年戊寅二月清明日(1518),更系汤珍诗八首、王宠诗九首。皆楷书。参与茶会的文徵明及王守(1492-1550)诗缺。按,上海博物馆亦藏有一卷文徵明《惠山茶会图》,引首“惠山茶会”为郑鹏所书,继为蔡羽(1477或1478-1541)《惠山茶会序》,款识为正德十三年戊寅春三月朔旦,楷书。继为文徵明制图,题“惠山茶会图”,钤“文徵明印”、“玉兰堂”。卷后有文徵明诗十二首、汤珍诗十六首、王守诗五首、王宠诗五首。乃文徵明一行常州无锡之行归后赠郑鹏者。是作笔者曾经寓目,所有题诗当是真迹。非独风格,蔡羽题诗之末的称谓亦是其习惯作法。[17]卷末吴大澂(1835-1902)篆书两跋,称其尝见三本《惠山茶会图》,除是卷为宫尔铎收藏外,一为苏州胡氏藏,“有蔡九羽叙及雅宜山人昆仲、文门弟子题咏数十首,皆正书”,一为都门所见,“亦似《惠泉图》,惜有款无题也。”吴氏所见另二卷当非今故宫本。

故宫本疑窦有三:(一)故宫本落款“太原王宠”,乃署其郡望,为王宠传世作品所仅见者。上博本王宠行草题诗,款署“吴郡诸生王宠”。称吴郡、吴门,在王宠的作品中十分多见。如中国历史博物馆藏《约斋记》、上海博物馆藏《牡丹卷赋》、天津艺术博物馆藏为王表书《西苑诗、海印寺阁眺及郊游与诸公作等三首》,皆称“吴郡”。(二),是作钤白文印“王履吉印”。王宠是时已经改字履吉,上博本蔡羽有诗《留宿履约履吉》,但文徵明仍以“履仁”相称,如同卷文徵明诗《望日无锡道中乘月夜行与履约履仁同赋》。但王宠更换印章大约在次年(1519),如是年十一月廿七日为顾屿所书《赠别家兄履约七首》即用“王履吉印”。然此前的作品如上博本王宠题诗(1518年三月)、上海博物馆藏《送孙太初卜隐苕溪等十首》(1518年季冬十日),仍用“王履仁印”。如果故宫本乃真迹,那么王宠在1518年的二月用王履吉印,三月至季冬用王履仁印,次年再改王履吉印,就显得过于混乱,也不合情理。(三)同卷有汤珍楷书题诗,按诸南京博物院所藏文徵明《中庭步月图》画幅汤珍楷书题诗,差距较大,而上博本汤珍楷书题诗,与《中庭步月图》画幅汤珍题诗则相当接近。故宫本所钤二官印“司空之章”、“雁湖长印”与汤珍毫无关系。蔡羽传世行、楷皆极生动,而此作楷、行二体却显得比较僵硬。

4《圣主得贤臣颂》,扬州博物馆藏。【图11】

王宠的作伪与伪作

是作书于正德辛巳(1521)三月六日,后有王宠嘉靖壬辰(1532)行书自跋:“右楷书《贤臣颂》,乃余闲中所作,欲学《黄庭经》之古而近于拙;学《乐毅论》之劲而近于生。信古人之难摹仿也。吾友陆子行装潢成卷,索余跋语,嗟嗟,秽恶之笔,奚足跋哉,只以增愧耳。嘉靖壬辰长至日宠重题。”此跋与故宫博物院藏文徵明《小楷册》跋文十分近似。文跋云:“右楷书数幅,乃余往岁闲中所书,欲学《黄庭经》之古而近于拙;学《乐毅论》之劲而近于生。信古人之难摹仿也。吾友陆子行装潢成卷,索余跋语,嗟嗟,秽恶之笔,奚足跋哉,只以增愧耳。嘉靖庚戌(1550)四月,徵明题,时年八十一。”两件作品的题跋必有一伪,或即是说两件作品必有一伪,否则不必画蛇添足。

陆子行生卒不详,大约与张凤翼同时。张凤翼《祭陆子行文》有云:“方吾与君翱翔黌校,砥砺行艺,相观于古,抗踪于今,志何壮也。徜徉山水,嘲弄风月,谈玉交飞,坐香不散,度何远也。无何而竖据膏肓,分发心腑,形神凋弊,言论阻涩,抑何惫也。某等方奔走先慈襄事,未遑问讯,而匍匐之余,乃得讣音,嗟乎痛哉。……而身未离上庠,齿不登下寿,数奇于一命,志齎于九原,可胜痛哉。”[18]则张凤翼与陆子行同学,张凤翼,字伯起,长洲人,嘉靖四十三年举人。陆子行与其年龄相仿或略长,去世时年未及六十。那么在王宠题跋的1532年,陆子行尚在童髫。而文徵明1550年作跋,则陆子行年20余岁。因此文跋可靠性更大。

是作采用纵横界格,为王宠真迹未见的情状,同时书写整齐,结构稳妥,亦与王宠的书写样式不相侔,我们还可以以是作中之“辛丑”与是年八月廿又二日《祝允明楷书东坡记游观款一行》略加比较。此外,是作中“皇”、“祖”等字,王宠他处皆写成古体,而此处却是俗写。

综观上述伪作,有这样几个主要特点:

1、界格整齐,横平竖直,如《圣主得贤臣颂》《祝允明、王宠书法合装》;

2、书写工致,结构稳妥,微类衡山风气(如程式化的肥重捺画与框结构的写法),而绝无“以拙取巧”之意;

3、忽略了王宠对篆书楷写的偏嗜。

此外,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的《王雅宜诗文稿墨迹》册一直被认为是王宠手迹,这里顺带澄清。【图12】是册明季尝经华氏剑光阁收藏,入清以后,归嘉兴汪季青文柏,汪氏收蓄名迹至富至精,尝筑屐研斋以藏之,其后端方得是册于都门,张之洞尝为审定并于扉页题《明王雅宜自记稿》。

王宠的作伪与伪作

是作卷末华天銈跋有云:“右为先哲王雅宜先生自记稿一轴,计得诗五言古二首,七言古四首,五言近体十一首,七言近体七首,七言截句十一首,墓铭文二首,《雅宜山人集》载为嘉靖中作。”今所见印本所录诗文数量正与华氏所统计相同。惟《虚白上人墓志铭》及《秋风》不载《雅宜山人集》,其余分见卷二、三、五、六、八、十。《虚白上人墓志铭》可从一个侧面窥见其与蔡羽的师生关系,比如一般认为王宠师蔡羽在正德辛未(1511),而此铭则称“正德庚午(1510),余师受《易》于林屋蔡先生所,时先生寓吴城马禅禅舍”。王宠习《易》,乃为科举。又,《李三塘陆叔平冒雪过访赠歌》正可补刻本《李□□陆叔平冒雪过访赠歌》之阙。李三塘名见推,蔡羽有《陆包山述李三塘见推为题画》诗。

李葆恂在是册之后有跋云:“半生所见书画,凡有钤季青真赏小印者无一伪本,可知其鉴赏之精矣。”汪氏虽以精审见称,然此册却非出自雅宜之手。笔者注意到,是册乃王宠诗文的一份定稿,但抄写错误颇多,后经修改。这些错误必非作者王宠所能犯,而为抄写中不明文意的疏忽,且一犯再犯。比如,“概”写成“盖”;“执弟子礼”中的“执弟”连写成了一个字;“暨”分拆成了“既且”两个字;斋写成了“亝三”,显然重复;兒、鲵的“兒”都写成了“既”;有三处“儒”都写成了“传”;“病”误为“废”,也有若干处;多个“宿”字、“壁”字都被修改过。可知此册乃王宠身边学生或友人的抄本,而非出自他本人之手。但是,这不能被称为一件伪作,只不过一直被我们误认为王宠的作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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