浙江楷书体光绪元宝银元图片及价格

“浙江楷书体光绪元宝银元”是英国伯明翰造币厂提供中国的最后一套龙银，也是唯一由雕刻广东“七三反版”的英国名家艾伦伟恩(Allen Wyon)操刀完成于二十世纪的龙银。不过，就在一切准备就绪之时，由于当时钱荒严重，生产铜元更有利可图，因此浙江楷书未能正式发行。

目前存世所见之“浙江楷书”样币有银质、铜质、合金三种材质，其中以银铸最为稀少。由于书法俊逸、镜面版底精铸、图案雕刻精湛、铸工精美绝伦，浙江楷书系列一直受到钱币收藏界的尊崇，更因试铸量少而难以得见，颇有些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意境。

浙江省造楷书体光绪元宝七钱二分 PCGS SP 63,拍卖成交价格RMB 6325000元。1902年浙江省造光绪元宝库平七钱二分银币样币一枚，俗称“浙江楷书”，英国伯明翰造币厂试铸，图案雕刻精湛，铸工精美绝伦，存世仅三枚，中国近代机制银币一级品，台湾著名收藏家刘改造旧藏。

由于筹建较迟，光绪二十五年浙局开铸后即奉旨停工，机器拆迁他处；营运期间所出银币数额不多，因正面采用魏晋南北朝时期碑文的书法，俗称“魏碑”。然而存世另有一种铭文为楷体之“浙江楷书”，极罕见。惜国内文献记载欠缺，故早年藏界对其出处及年代的说法纷纭，莫衷一是。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国外披露的档案指出：浙省后来再度奏请设局造币获准后，曾于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）三月向英国伯明翰造币厂购置机器及面值银币一元、二角、一角、五分及当十铜元的币模全套计五种，均在同年运交。档案被发掘时，该厂库存中除币样外尚有一元、二角及一角币模三种。浙江光绪元宝楷书版的由来，至此尘埃落定。

但次年浙局开工后却没有发行银币，缘由何在？吾人自海关的年度报告里可看出端倪。据该年《杭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》：“四月间杭州之铜圆局开铸当十铜元，以一架机器每日出铜圆十二万枚，初时每鹰洋一元可换铜圆一百十枚，以期人之乐用也。继而减至每元一百枚，后知仍有违禁运往上海者，因该处市价每鹰洋一元祇可换八十四枚也，故于七月间又减至每元九十枚”。按旧时民间是以铜钱为主要交易媒介，由于此时制钱缺乏，银币相对而言处于贬值状态，产生所谓的“银贱钱贵”，制造铜元的利润三倍于银币，故各厂皆赶工生产铜元。当时任职海关造册处负责编纂贸易情形总论的税务司马士（H.B.Morse）在报告内即有“各厂无暇铸造银元之故，即为赶铸铜元”之记载。

浙江省造楷书体七钱二分红铜质样币 NGC MS 63，拍卖成交价格RMB 218300元。楷书体红铜质样币 NGC MS63 BN ，品相完整，状态极佳，版底精铸，龙鳞深邃，实为伯明翰造币厂顶级工艺的最佳呈现，存世少见之稀罕好品，目前仅知楷书铜样存世仅四枚。

马士在中国海关任职三十五年，退休后成为西方著名的汉学家。他也收藏中国钱币，部分藏品现存伦敦大英博物馆。浙江楷书版是英国伯明翰造币厂提供中国的最后一套龙银，也是唯一完成于二十世纪的，由雕刻七三反版的英国名家艾伦伟恩（Allen Wyon）操刀。由于当时钱荒严重，生产铜元更有利可图，银币有充沛鹰洋可用而被冷落甚至搁置。“生不逢时”是楷书版未发行的原因，仅有原厂制成之极少量银、铜及合金质币样留存。其中以七钱二银样最为珍贵，目前已知存世量仅三枚，低于湖南及陜西两大银币名品。（www.zmkm8.com）除汇丰银行藏有直接来自伯明翰厂档案室（即史威尼《伯明翰造币厂史》页117图原品）、曾于大英博物馆公开展示的一枚外，私人部份仅台北鸿禧美术馆及名家刘改造先生的旧藏内各有一枚，可谓清代龙银中的顶级瑰宝。

浙江省造楷书体七钱二分铜镀银样 PCGS SP 62，拍卖成交价格RMB 1173000元。英国伯明翰造币厂试铸, 此枚图案雕刻精湛, 铸工精美绝伦, 品相颇佳, 珍罕, 征集自海外资深藏家, PCGS SP62

在“浙江楷书”中，除了三钱六分至今未见真容外，七钱二分银币存世最为稀少，目前已知存世量仅三枚，分别由伯明翰厂、台北鸿禧美术馆及名家刘改造先生所藏。据业内资深人士透露，本次北京诚轩2016年秋拍钱币专场中上拍的PCGS-SP63浙江光绪七钱二分银币楷书，正是出自刘改造先生旧藏，此枚底板平整、包浆诱人、打制周正，字口深峻，可谓清代龙银中的顶级瑰宝。

台湾资深钱币收藏家、泉商陈吉茂先生也讲述了此枚银币的递藏史，他表示，刘改造先生于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拍卖会上购得此枚银币，2005年，刘改造先生将此枚银币售予陈吉茂先生，8年后，此枚银币又被转售给周大为先生。本次此币的上拍距上次公开拍卖已有60年，可谓“递藏有序”。

浙江省造楷书体一钱四分四厘 PCGS SP 66，拍卖成交价格RMB 575000元。此枚镜面版底精铸，图案雕刻精湛，铸工精美绝伦，五彩银光，品相极为完美，珍罕，征集自海外收藏家，PCGS SP66金盾。

浙江楷书版为何未能量产？自海关出版之贸易总册里可看出个端倪。根据光绪二十九年(1903)《杭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》中对新厂开铸时间及状况的记录为：“ 4月间「杭州之铜圆局」开铸当十铜元，以一架机器每日出铜圆十二万枚，初时每鹰洋一元可换铜圆一百十枚，以期人之乐用也。继而减至每元一百枚，后知仍有违禁运往上海者，因该处市价每鹰洋一元祇可换八十四枚也”翌年记载则为：“城内铜圆局本年并未停工，以每日计之，约可铸当十铜圆七十五万枚，当二十之铜圆早已停铸。以上铜圆每鹰洋一元可换铜圆九十枚，各钱铺兑出之价每鹰洋一元仅易铜圆八十二至八十八枚不等，业此者率皆美利均沾。按紫铜每担价值银不过三十余两计，铜圆九十枚重不过一斤零，故每紫铜一担能铸值洋一百余元之铜圆，其获利之厚亦不待言矣。无怪已决计来年正月大兴土木，再添造一更轩厂之局屋 ”。光绪三十一年的记载内亦有：“八月杭城添建之铜圆局落成后仿照老局办法日夜工作，每日夜能出铜圆二百五十万枚。”制造铜元之获利情况，由此可见一斑；业务旺盛需进口大量铜料，海关连续三年皆有详尽之记录，此后铜元充斥，仅略述概况。

浙江省造楷书体七钱二分 近未流通，拍卖成交价格RMB 84960元。铸打立体完整，龙鳞清晰饱满带巧克力色，品相极佳实属好品，极具收藏价值。

铜元的兴起肇因于制钱缺乏，而其情势形成乃由于早先之太平天国和云南回变，使得云南铜产锐减，结果铜价上涨迫使许多铸钱局关闭。乱事平定后清廷虽有意恢复，但客观环境无法配合终究徒劳无功。中国自古以来皆以铜钱定价，故曰之「制钱」，铜价上扬使奸商屯积私毁牟利，更加重各地钱荒导致钱价高昂。香港政府大量制作铜仙输往广东获利，两广总督李鸿章鉴此亦开始以机器造铜元，每枚重二钱当十文，「每百个换一元」，行情远超过制钱千枚换银一两，除补钱荒也因之得利。当时海关报告总册即指出： “各厂无暇铸造银元之故，即为赶铸铜元” ，认为铜元兴起在于 “ 并非百姓厌故喜新乐于使用，实因制钱大缺，无处兑换，不得不用铜元以便流行 ”。各省见状纷争仿效，终使铜元泛滥成灾。由档案可知，浙厂开工后以铸铜币有利可图，急于赶制铜元，银币则以市面已有鹰洋等可用，因而制银元计划被冷落终遭弃置， “生不逢时” 是浙江光绪元宝楷书版未被采用的原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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